何以抚慰心灵深处的创伤——由鲁迅《祝福》想开去
齐宏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讲师
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 《圣经诗篇》
“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祥林嫂反复向人诉说她凄惨悲愁的故事。起初还很有效，男人会收敛了笑容走开，女人们会赔出许多眼泪。但后来她一再说。大家就厌烦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
别人打断她的话，不仅没有了同情反而充满不屑、鄙夷。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也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鲁迅在1924年的早春这样写道。
提早38年，在茫茫风雪笼罩下的俄罗斯，契诃夫也在关注类似事件，于1886年写出了短篇小说《苦恼》。一位出租马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前几天刚死了儿子，内心非常痛苦。他禁不住向一位坐马车的军人讲自己刚死了儿子，军人说：“赶车吧，赶车吧，照这样子我们明天也到不了。快走吧!”说完，这位乘客干脆闭上眼睛，显然不想听下去。姚纳就向下一趟乘车的三个人讲儿子这个星期死了，那位站着的乘客，一位暴躁的驼子叹道：“人都是要死的..好，赶车吧，赶车吧!诸位先生，我坚决不能再照这样赶路了!他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送到呢?”后来，姚纳苦恼地收车回到住处，一位正睡觉的年轻车夫爬起来喝水，姚纳跟他讲儿子这个星期在医院死掉了，想看会引起什么反应。结果，他的话水波不惊，毫无涟漪，那年轻人很快用被子蒙上头，又睡熟了。
于是，契诃夫这样写那个风雪凄迷中的车夫的苦恼：
那成千上万的人当中连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都没有吗?然而人群在奔跑，既没学术随笔有注意到他，又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苦恼是广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纳的胸膛裂开，苦恼从中滚滚地流出来，那它好像就会淹没全世界似的。然而，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谁也没看见。
最后，姚纳竞走到马棚对着拉车的母马讲了起来，他讲得如此入迷，以至把心里话统统都对它讲了。
这两位伟大作家都写出了比痛更痛比苦更苦的，是人与人间的冷漠、疏离，是对别人痛苦的鄙夷、蔑视。许多苦恼固然是偶然的生存裂痕，像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叼走或姚纳的儿子得了热病死去，但更苦恼的是没有共通的心来一起感应和担当，甚至因有了不幸，反遭社会排斥、被人遗弃。就像祥林嫂因寡妇身份被四叔看不起，再嫁后被周围人鄙薄，死了儿子到处诉说则被人视为讨嫌；姚纳呢，有了不幸向人诉说，被乘客看为老不死的，被骂为不配有儿子、不配结婚。其实，这一悲剧，早在1831年，巴尔扎克就在《驴皮记》中触及到。他在小说中发感慨地说，社会从来不愿接受弱者和不幸者，社会永远是强者和有权势者的地盘。
由这些强者和有权势者所建构的文明排斥苦难、漠视苦难，听不见弱者痛苦的呻吟，这难道有什么奇怪么?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苦难面前的豁免权。
然而，这不正是文明的不幸吗?
语言文字创造出来本是为了解决人们孤独和疏离的痛苦，没想到反更加重了人们孤独和疏离之苦。大家赏鉴祥林嫂的不幸，把她的不幸当成一个脱离了生存根基的故事来品评，丝毫不关注那颗诉说的心；姚纳渴望对人好好说一说自己儿子死去的大不幸，但到处发现孤独如大漠如漫天风雪，人们告诉他“人都是要死的”，这是实话，也很理智，但这时听了，偏偏不像“人”话。在文明的符号体系中，弱者个人的痛苦根本就难以得以倾诉，个体心灵的创伤根本就难以得以抱慰。因为大家要过文明、强壮、健康的生活，大家要的是幸福，何必用不幸来纠缠自己。多少人宁可看轻松噱头的下流搞笑片也不愿看沉重压抑的艺术片(“闷片”)。每个胆敢撕开生存裂口的人，都受到大家的藐视和唾弃。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看到了存在的虚无深渊，看下去不禁头晕目眩，就自杀了。大家谁也不敢往下看，反说维特性格软弱才殉情自杀。在一个充满了“祝福”空气的神圣时刻，祥林嫂偏偏不早不晚死去，不就被四叔骂为谬种，认为打搅了此刻的安详吗?何必用凄惨的故事来给兴高采烈或假装兴高采烈活着的人大煞风景呢?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利奇之死》中，伊利奇得了绝症后才终于发现，原来人们活着都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会死的，总在想方设法忘掉这一点，硬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真实的死亡问题不重要。伊利奇躺在那里等死，他的妻子、女儿和女婿却穿戴好要去看戏，活得就像永远不会死一样。在病床边，伊凡·伊利奇本能感到大家排斥他，巴望他伊凡马上死掉，好赶快忘记他。就像卡夫卡《变形记》结尾格里高尔·萨姆沙这一变了形的丑陋甲虫终于被从房间清理出去，他的亲人们心情愉快地外出旅行。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谈起了将来的前途”“车厢里充满了温暖的阳光”。
当然，鲁迅所批判的并不是人类和生命，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礼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早就定规妇女的三从四德和后人如何敬拜祖宗的神圣仪式。祥林嫂生为女人，在中国就是不幸、就是弱者，比男人低等，要背负一世重担。而偏又死了丈夫，更没活下去的资格，因她的生存早就成为她不贞的证明，若是贞妇的话早应跳井殉夫；再后来偏又再嫁，实在更失掉了在中国做人的资格。不仅她原先的婆婆仅把她看成给自己家儿子娶媳妇的彩礼，想抢回去就从四叔家抢回去，硬把她再嫁到山里人家；而山里人家也绝非世外桃源，在祥林嫂夫死子亡后也把她赶出来了。她再回到四叔家，四叔就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伤风败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果然，后来恰恰因祥林嫂没能参与祭祀的准备活动，整个精神世界就垮了。用***的话说就是“夫权、族权、政权、神权”的四重压迫，使祥林嫂被旧礼教的中国文明活活吞噬了。吃完了，连一滴血都不曾留下。
因此，鲁迅对所有这些四叔们构筑的中国礼教文明和它所有的禁忌，充满了憎恨和厌恶，也对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气大为不满。他对祥林嫂充满了同情，但对她的愚昧与诉说也深表不满。鲁迅是不主张对着敌人暴露自己伤口的，应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如一匹狼般一个人在角落舔着自己的伤口。相比之下，契诃夫显然还没丧失对语言和诉说的基本期待，他让姚纳对着母马诉说，肯定了交流和倾诉的重要。是不是在俄国，有过成功的启蒙?不，俄国和中国一样并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是不是在俄国宗教影响比较大?一般认为语言和倾诉是上帝给人的权利，而非权贵者施与的恩惠。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苦恼》和《凡卡》，都肯定了面对生存的忧伤、痛苦，借助阅读和演戏，借助倾诉和写信，都可缓解这一痛苦，令人在无可安慰中得到些许安慰。被所有人排斥了的姚纳，毕竟还相信倾诉的重要性，对富贵者有自己的批判，认为富人吃饱了饭当然可以心平气和，而自己饥寒交迫，心里悲苦，就应好好说一说，没人听他还会去说，他有内在的精神世界，在诉说中缓解了精神压力。
但我们看祥林嫂就不是这样了。她诉说后遭到赏鉴继而鄙视后，干脆就闭了口，认为不该对人絮絮叨叨；遭四叔所代表的礼教文明排斥后，她没有了洗酒杯和筷子的权利，整个精神世界就彻底崩溃了。
祥林嫂和礼教文明的世界是一体的，她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在她的精神世界中能对礼教世界构成冲击的，一是柳妈所说的民间佛教，一是出外读书的“我”之知识。当然，柳妈所信所传的已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混合了的民间迷信。她告诉祥林嫂将来到阴间后会被阎罗大王锯开，分给她两个男人一人一半。祥林嫂吓坏了，赶紧到庙里捐门槛当替身，被千人踏万人踩好赎了一世的罪孽。后来，祥林嫂从四叔家出去当了乞丐后遇见“我”，显然已不相信柳妈的赎罪之道了，否则就不会问“我”魂灵和地狱之有无．死后家人会不会见面等。结果，“我”这出外读了书的知识分子，支支吾吾为了她的好处起先说有，继而说无，最后以“说不清”为由赶快溜走。
这两种帮助祥林嫂质疑礼教文明压力的力量都经不起三句问，极为薄弱。
被外部世界彻底否定了之后，如何还能活下去?如何对待外部的否定?哪怕全世界都说你错了你却仍可坦然活着?思想家卢梭当然可凭个人道德的优越感，对抗整个社会的攻击，依靠“自然”“平等”“契约”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来否定整个人类文明，从“自然人”角度审视与对抗所谓“文明人”。他的《忏悔录》也实在不是什么忏悔，而是控诉社会的罪恶，告白自己的清洁。列夫·托尔斯泰当然可以从《圣经》“福音书”的大爱出发来猛烈抨击沙皇的暴虐和专制，认为良知与爱比权力更高。《苦恼》中的姚纳甚至可从东正教信仰来勉强慰藉自己，相信冥冥中还有个上帝在看着他，看着发生的一切；不单看着他，也看着那些轻视他的人，那些富人。所以，他对富人有自己的评价和批判，认为他们有钱当然可以心平气和，但他自己不能做到。契诃夫《凡卡》中的凡卡，也可以在穷苦凄惨中向上帝祈求，求爷爷为了基督来救救自己，救自己脱离老板的残酷虐待，等等。他们在被整个世界否定后，还可控诉，还可祈祷，还可倾诉，哪怕是对马倾诉，哪怕是向夜空写一封永远送不到的信!
然而，祥林嫂们呢?
被外部世界否定后，根本没有上帝来安慰他们，只有阎罗来残酷地恐吓他们；也没有人来怜悯他们，只有老想着去城里吃一元一大盘鱼翅的所谓“走异路、求新声”的知识分子“我”施与点滴同情。祥林嫂被世界否定后，她自己也会赞同否定自己的世界。她和世界在价值观上是一样的，根本就够不成审视、反省和批判，更不要说抗争了。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她要么无声无息地死去，要么像余华《活着》中的富贵那样彻底麻木。
对鲁迅来说，全面反传统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但这种以怨恨为基本道德结构的情绪，一旦爆发了，固然可以解决当下困境，对于一元的价值观却没有真正的冲击。哪怕革命后所谓新的道德体系建立起来，仍旧有无数个新世界的祥林嫂们没有审视外界加给他们自身的肯定或否定的能力，一旦肯定转为否定，就可能任由新价值观主宰、支配。就像《活着》中的有庆，兴高采烈跑到医院，为了爱国和建设共产主义贡献着自己年轻的十三岁的血液，竟被抽血过多死去。他的父亲富贵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平民百姓，国家的事不是不关心，是弄不明白，我们都是听队长的，队长是听上面的。
只要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怎么做。”
这岂止是祥林嫂和富贵们的悲剧，不也是《祝福》中“我”这一类知识分子们的悲剧么?
大诗人但丁对劝他稍微妥协信念好从流放地回佛罗伦萨的家乡人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Et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吗?”而屈原呢，在不能回去时唯有思无所依，投江自杀。到了鲁迅时代，终于抛弃了忠君和忠礼传统，但他们仍思无所依，尤其在价值信念上，要靠对强大、顽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整体否定来寻找出路，这无疑要铲除自己所立的土壤。他们否定的激情中能诞生建设的力量吗?于是，他们接受西方启蒙资源，对人性乐
观期待，对教育、科学、文明极为信赖，这和中国早有的性善论、人可被教化以及大同世界等传统观念混在一起，根本就缺少帕斯卡尔、克尔凯廓尔、尼采、舍斯托夫、舍勒、卡尔·巴特那样对西方传统的批判和审视眼光。所以，“五四”知识分子又多么容易在全盘反传统的口号下被传统挟裹、侵袭，丧失对传统的批判和审视力。所谓新的科学、民主、革命传统等，照样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新迷信。真诚大勇者如鲁迅会有察觉，因此，《祝福》中的“我”才对自己的启蒙身份产生了怀疑，陷入了自责与迷惘。
同样是知识分子面对极度的受苦者，《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面对索尼娅，和《祝福》中的“我”面对祥林嫂的状况很相似，但内质迥异。拉斯柯尼科夫想劫富济贫，来帮助像连自杀都没有权利的索尼娅那样的人，可等他真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却发现自己的“超人”理论破产了，内心根本承受不了这极大惩罚。他发现，如此悲惨地沦落为妓女的索尼娅，反而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后来得知她有虔诚信仰，于是他质问她：上帝给了你什么?但索尼娅说：你不配。这等于否认了知识分子启蒙的权利。索尼娅质问拉斯柯尼科夫：如果没有上帝我怎么活?这质问太深沉了，拉斯柯尼科夫竟跪在索尼娅面前，说向人类的苦难下跪。他向索尼娅坦白了自己杀人的经过。索尼娅说他才是可怜的人。她鼓励拉斯柯尼科夫自首，不单在人面前，而是在心灵的至高主宰上帝面前。最后，拉斯柯尼科夫真向警察局自首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索尼娅跟了他去。拉斯柯尼科夫被感化接受了信仰。
知识分子与弱女子的故事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神话般地改写了。索尼娅的遭遇比祥林嫂更悲惨，因为她连当乞丐的机会都没有，只能领了黄色执照出卖肉体；祥林嫂还可以去自杀，但索尼娅上有酗酒潦倒的父亲和患绝症的母亲，下有弟妹们一大帮子等着她卖肉来养活他们。她不能自杀。可是，当知识分子抱着启蒙目的接近她时，她为何如此敏感地看出他们的骄傲?为何能够有强大的精神力度穿透启蒙的虚妄?为何能如此怜悯拉斯柯尼科夫内心极大的苦楚?为何能感化他放弃骄傲、皈依上帝?她到底凭什么力量来否定外界加给她的巨大压力?
不管怎么说，从索尼娅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比外界更大的悲苦是内心的悲苦，比外界加诸的伤害更大的伤害是自己从内部加诸自身的，如没有足够精神资源来穿透外界压力，人一定会心灵破碎。偏偏在心灵本会破碎时，索尼娅却保持了一颗宽厚和悲悯的心，拂去了外界加诸内心的伤害。这样的心灵是温柔的、完整的，不管我们怎么贬低说这是狂热的迷信或近乎侮辱作者是“恶毒的天才”。
也可以说，相比之下祥林嫂内心经受的苦楚比索尼娅更大，她心灵带着更多被蹂躏、揉搓的伤痕，任何外在的打击都直接楔人了她的内心，她没有姚纳那样认为自己的孩子死去可能有上帝的旨意，因此可以盼望天国的聚会，从而否认别人的漠视，重视倾诉的作用；她更没有索尼娅那样认为尽管别人看不起她，但是慈悲的上帝会饶恕她的自我牺牲，哪怕整个世界审判她、贬低她，她仍可以活下去，保持一颗完整、谦卑、浸透了苦难的心灵。因为对索尼娅来说，基督就是受苦牺牲的主，她并没有格外感到不公平，如果有一条途径更使她与她的主一同受苦的话，她不必特别抗议，因为这本来就是个苦难的世界。当然，承载世界的苦难不代表在价值上认同这个苦难的世界，或放弃改造的责任。相反，恰恰有超验的理想和盼望，才更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而祥林嫂的一颗心近乎裸露在外面，任由礼教、迷信甚至知识分子以“说不清”来切割。当社会宣判了她该死，哪怕还活着，她已死了。不管她在什么地方活着，都已死了；也不管她活多久，也已死了。她全部的价值观和这个加给她伤害的世界的价值观高度统一。这里没有超验之光对外界伤害的审视，没有内在信仰对外界苦难的承载。再回到四叔家的祥林嫂，即使没有新的外在灾难，她里边仍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活动空间。礼教的眼睛在她内心深处探巡，使她惊恐不安，像卡夫卡《地洞》中的小动物，时时活在残酷和苦难的阴影中，饱受此刻的惊吓或时时处在惊吓即将来到的紧张不安中，“每一瞬间都在振荡着监听者”“不时想着远处那头正在行进的陌生动物”。
这才是祥林嫂真正的悲苦。
这也是《祝福》乃至小说集《彷徨》中所有知识分子真正的悲苦。
这也是在这块苦难的土地上所有国人真正的悲苦。
那么，在这样的悲苦中，何以抚慰国人心灵的创伤?
写到此处，夜色正浓，泪如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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